公共性与公共利益至上的行政自律价值取向及行政自律责任的两个层面是行政主体自律的伦理追
求。落实到当前以行政自律推动政府能力建设、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我们认为，可以把行政自律划分
为三个维度，并确立相应的关注点。
．行政人员维度
行政人员是公共行政的主体之一，公共行政的价值、公共权力的行使以及政府职能的运行，只有
通过具体的行政人员才能成为现实。本维度的关注点是“公共部门人力资源开发”，它是对行政人员
管理和能力的开发，某种意义上是行政自律的一个方面。公共部门人力资源开发包括了极其广泛的内
容，但总体而言可以概括为“进”、“管”、“出”三块，其中“进”与“管”在行政自律中占有更为
重要的地位。
“进”，也就是社会人进入行政系统成为行政人的过程。当前就我国而言，进入行政领域不外乎
考入、调入、聘任和选举等几种途径，其目的在于通过竞争的方式考察人选、选拔人才。公共行政的
特殊性要求行政人员具有不同于一般社会成员的特质，除职位要求的特定行政能力外，还强调行政人
员的公共利益意识与公共服务信念。政府在选拔人才的机制中是否将考察对象的公共道德意识纳入考
核体系以及以何种道德水准来衡量，是判断一个政府自律程度的重要方面。行政人员的潜质决定了公
共行政的质量、政府能力以及有效性程度。
“管”，不仅意味着管理，更重要的在于开发，是行政人员能力提升的过程。培训与学习是能力
提升的重要途径；培训不仅仅是技术知识的学习，还包括行政理念的更新和行政道德的教化，着重的
是行政人员自我发展的能力：当然，“管”还包括监督和约束，要求铲除以权谋私等腐败行为，防止
公共权力异化。
“出”，意味着行政人员失去了作为行政人的身份，包括退休、辞退、解聘、开除、正当辞职、
引咎辞职等各种方式。其中辞退、开除、引咎辞职就体现了行政系统和行政人的自律性。“出”的程
序也是行政自律的表现领域，比如离任审计等。此外，行政自律在“出”中的要求还体现在离任后
行政人员“余热”的发挥上。
中国哲学在整体型态上呈现为“一体多面观”
一个价值取向
自然王国和目的王国的这种冲突，只有通过引入“义 务”这一概念，才能得到恰当的解决，也就是理性主体在面对自然王国时承担起自己的道德义务， 以“应当”的命令来支配自然王国(欲望爱好)。 当我们把自由意志的自律作为自己的义务来执行时，虽然我们没有提出更高的自由范畴，但却体现 了自由范畴的实践性，它是自然王国和目的王国冲突的克服。这就引出了第四类自由范畴即“模态”。 五、我对“模态”范畴的解释 模态范畴要讲的是“义务”，但却从“允许”开始。它的三项是“允许的事和不允许的事”、 “义务和违背义务的事”、“完全的义务和不完全的义务”。这三项的层次关系，我们从康德《道德形 而上学基础》中的一段话中可以大致看出，这段话是紧接着上面所引的那段话之后的： 道德性就是行动与意志自律的关系，这就是通过意志的准则而对可能的普遍立 法的关系。能与意志自律共存的行动，是允许的，不合乎意志自律的行动，是不允许 的。其准则必然与自律法则协调一致的意志，是神圣的、绝对善良的意志。一个并不绝对善良的 意志对自律原则(道德强制) 的依赖就是责任。所以责任是不能被归于一个神圣的存在者的。 一种出于责任的行动的客观必要性，称为义务。
首先，作者根据大量的史实批驳了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过程的论点。针对所谓中国
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过是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小册子”的翻版的说法，作者指
出，早在1938年斯大林的“小册子”发表前的20年中，中国先进分子就从各种渠道学习了马克思
主义的经典原著和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许多著作，开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践，从而有理有
据地证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掌握、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个独立的创造性的过程，是马克思
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实际、中国优
秀传统文化相互创造、彼此涵化的成果。这就不仅明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思想源泉和逻辑起
点，而且为后来毛泽东对苏联形而上学思想的批判提供了原生态的理据，进而为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前提。这种考证对于坚持和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有
力的学术支持。